章惇是奸臣还是忠臣史书上是如何记载的

章惇是奸臣还是忠臣?史书上是如何记载的？

章惇是北宋中期政治家，作为北宋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章惇一生的政治作为对北宋政治造成深远影响。那么，章惇是奸臣还是中兴名臣?为何被宋史纳入奸臣传?

一个人在他当时所处的时期，时好时坏，有哪些功绩又有那些过错，并不是他一人说了算的。特别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就连一代女皇武则天，在去世之后，也只留下一座无字碑，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作为后人的我们，对于前人的评价也不能一言以断之，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毕竟人无完人，就算再优秀而圣贤的人，都会有一些小瑕疵。我们只能说判断此人，功绩是否大过于过错，对当时的社会作出的贡献是否更大。

章惇是宋朝历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是对宋朝局势影响很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对于这个人物的评论，历来都有两种说法。奸臣还是良相，双方各执一词。在宋史中，章惇被明确定义在奸臣一列，位列奸臣传之中。史载：当宋神宗崩后，王安石去世，宋哲宗元祐间，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变法受挫之时，章惇当时为枢密院使，为了维护变法成果，他强项敢争，明目张胆，肆为辨说。他针对司马光反对免役法奏疏：“凡疏略未尽者，枚举而驳奏之。”他直斥司马光为“村夫子，无能为”。直至被赋闲居家。在《宋史·章惇》传中，把章惇为大宋江山立下的赫赫武功也当做一大罪状，谓之“肆开边隙”。

然而，当时北宋边境危机四伏，北方与西部辽、夏虎视耽耽，南方交趾经常寇边为患。四川、荆湖一带少数民族也割地自据。在“和戎”政策上，以韩琦为代表的保守派主张，驰武备、释寇疑;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则主张，修武备、振武功。王安石执政八年，收复河湟，幅员二千余里;平定荆湖“诸蛮”、四川“诸夷”，击败交趾的入侵，基本上安定了当时的边境。而继承了王安石改革精神的章惇在经制荆湖蛮事三年多的时间里，招降“梅山洞蛮”、“五溪蛮”，击平“江南蛮”，并遣别将熊本招降“四川诸夷”，收复版图四五十州。

《宋史》编者并认为：“此天下之公言也。”古代治史者都以程朱观点作为指南，贬谁褒谁可想而知。王安石幸免定为“奸臣”，是朱熹肯定了他“文章节行”、“道德经济”高人一等之故。而章惇虽然后期为相，但因为其一向恃才傲物，打击排斥异己较之王安石更加严酷，且其本身确有一些“小节”被抓住了把柄，因此才遭受到当世和后世诸多“保守派”的群起而攻之，也最终和吕惠卿、曾布等人被列入“奸臣传”里，替王安石接受历史的审判。

然而，今人评判历史，既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客观现实，又要超越于历史认识的主观局限性。纵观北宋末年之史，章惇的历史功绩和杰出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而章惇在为相后虽然采取了打击守旧派的严酷手段，也只是为了推行改革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手法，还谈不上卑劣。章惇应该算是北宋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改革家。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尤其是其运用军事手段，为宋朝开拓疆域，稳定边防，是一个勇于事功、敢于担当的能吏名臣，而且其最了不起的是其已然看到中央皇权帝制之下继承人的品德才干的至关重要性——也许，这正是以赵构为首的南宋朝廷极力污蔑他的重要原因：毕竟，他看穿了他们的伎俩，识破了他们的把戏，并敢于藐视他们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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